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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二十章 没有什么农民起义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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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铁口李紧接着收到了自己上级的指示,可惜的是,没有表扬与鼓励,却让他们等着让外堂人员指挥他们进行下一步的行动。
    全真教这个时候的组织结构分成内堂与外堂,原因很简单,外堂多是三山五岳江湖好汉式的人物,其实就是原先占山为王,占路为匪的人员------他们从来都是擅长劫富济自己好过一些,当然口头上是用来济贫。
    他们本来就极会投机和投靠,他们信不信教的诚心可疑,但是全真教又不得不接受他们,因为他们在当前比内堂的人更有用处。
    全真教的教义和手段本来与武功什么的法一流求币的关系都没有,也正因为有外堂存在的关系吧,有了许多可以发挥的余地,各种神奇武功的传就出来了。
    全真教本来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,比如重阳祖师立教之初,令出家者须住庵修行,居住条件力求俭朴。
    《重阳立教十五论》谓:“茅庵草舍,须要遮形,……雕梁峻宇,亦非上士之作为,大殿高堂,岂是道人之活计。”
    所以在这期间,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,全真七大弟子皆以头陀式苦行著称。
    如马钰修道时,每日仅乞食一钵面,并誓死赤足,复不饮水,冬不向火。
    王处一曾于沙石中跪而不起,其膝磨烂至骨。山多砺石荆棘,赤脚往来于其中,故世号铁脚云。
    邱处机入磻溪穴居,日乞一食,行则一蓑,虽箪瓢不置也,……昼夜不寐者六年。
    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,持不语戒,儿童戏触亦不动,寒暑风雨,不易其处。
    好吧,总之是要求入教之人每个都要在经过各种自我摧残之后以求正果。
    这一些确实与武功无关,但是从王重阳开始,一切以扩大影响力为先,所以一些能在实用性上发挥作用的人才是更重要的,对他们的修行要求也就降低了很多。
    铁口李看着眼前坐着的外堂人员,心里不满,但是却不能出来。
    他:“任堂主,为何要引教徒作乱?这不符教义……”
    任堂主是一个黑胖子,据擅使一把朴刀,当年在蜈蚣岭上占山为王,后来见全真教势大,同时又被教义“感化”,便率人投了全真教。
    他到枣庄县城要引人造了流求人的反!
    任堂主哈哈大笑:“我任某人不甚明白什么鸟教义,但是临行时掌教的好,但求山东民众能造了流求人的反即可!”
    铁口李一脸的苦笑,他明白掌教现在的意图,但求让蒙古大人们赏识,但求能帮助他们平叛……眼下一切以此为重。
    但是,流求人在这里的管理不是也很好嘛?!
    这里的生活还真不错,先不提吃穿之类的民生,单单是平常的生活便让人感觉到自在。
    他和他的手下是自由身,每十天休息一天的时候,他们便去枣庄城里看看。
    眼见着一趟趟房子快速地盖将起来,眼见着民众越来越多,眼见着各种商货陆续摆在了商铺里……大街上行走之人中,脸上带着微笑的行人人数众多。
    现在,他们还听了,流求人竟然要开始每十天后,接连休息两天了!
    这样的生活真心不错……铁口李都暗中开始物色修建宫观的地方了。
    但是,现在却要带着教徒作乱!
    任堂主哪里管铁口李的想法,他不住口地称赞此地,认为这里正是造反作乱的好地方。
    首先就是这里的流求卫队队员比较少……官兵只要少了,那就是他们的机会。
    像任堂主这样将要引领的规模暴乱,自然最不喜欢直接面对官兵。
    到“农民起义”,这里简单一点。
    事实上这个华夏民族并没有真正的农民起义,甚至这个民族的古典文献中虽然有“起义”一词,但绝无无“农民起义”这一个组合词。
    所以农民起义是一个现代词语。
    从历代农民暴动作乱的组织者身份上看,大型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们基本上没有是纯农民身份的。
    农民之所以又是参与暴动的主体成员,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被裹胁的!
    他们的房屋被人放火烧了,寒家无食,故而只能从了他人。
    被裹胁的乡下之人,不知远路,行百十里外,不悉回头,因后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随。
    同时为了防掳来之农民逃逸,严格控制农民的私财,甚至在农民的脸上刺字或者染其眉,以断其归路。
    那些农民参与暴动的其它原因则分别是天灾流行、赋税繁苛、政治腐败、外患频仍、兵变迭起、乡官虐民等。
    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地主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加重的啥事情。
    与此同时,这个时空的欧洲大陆上,也有农民暴动,东西两方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
    欧洲大陆主体是一种“领主分封制”。
    农民(奴)暴动所反抗者,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领主。
    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华夏民族的赤眉黄巾、黄巢、宋江式的规模……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。
    同时,地方的领主相对于郡县,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。
    华夏民族的农民暴动的效果则不然。
    在郡县制为主体的制度下,一开始规模的“农业暴动”,往往更乐于草为寇,然后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,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……亦更乐衷于“掳掠州县”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,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。
    当经过裹胁后形成了大规模的“暴动”,如黄巾、赤眉绿林、黄巢等规模后,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时,才敢与国家机器对抗。
    换言之,就比例而言,郡县制下的东方“农民暴动”多,容易规模大;“领主分封制”下的西方“农民起义”较少,规模较少。
    这种区别,与“民族性”之类的命题无关,更与“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”无关,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“理性选择”:
    郡县制下,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,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,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;领主分封制下,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,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。
    区别只在于一种最优化的选择。
    所以,任堂主当然很高兴的看到,枣庄县城里并没有多少流求官兵。
    有关流求官兵的英勇,他还是略有耳闻,而且也是心对待的……山大王出身的人从不看官兵。
    任堂主还对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。(未完待续。)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,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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